Lily写在前面：昨天无意间进入C计划的直播间，听到两位联合创始人蓝方和郭兆凡在讲述家庭中的性别分工。我错过了蓝方的分享，但看到她眼圈红红的，后来读到了她的这篇文章，才明白缘由。

上周我转载了晓静写的《年夜饭背后的女人们》，在评论区引发了精彩的讨论。如果说晓静的困境源自于她曾经被困在“观念之网”中，那蓝方的分享让我感慨：一个具备强烈女性平权意识、受过国际化教育、独立自主的女性何以在婚姻家庭中仍然要面对“丧偶式育儿”的心酸和艰辛？

蓝方清楚地知道什么是她的自主选择，也拒绝使用“受害者-加害者”的叙事，但她感受到的痛苦、不公平、被剥夺感是无比真切的，而这些都是值得分享、更是值得所有人去反思和讨论的，因为，个体所面临的困境不是靠单个个体的自主选择就可以轻松跨越的。
 

女儿在三岁出头的时候，有一天很认真地跟我说：妈妈，我以后不要生孩子。

我以为是她见证了我生养妹妹的过程何其辛苦，提前接受了不孕不育保平安的熏陶教育。结果她回答：因为你说过你不会帮我带孩子呀！

我回想，我确实跟她半开玩笑地说过，奶奶、外婆照顾你们非常辛苦，牺牲了自己退休后的生活，我以后退休了可要到处玩，不会来帮你带孩子。

紧接着她又说了一句话：如果你不帮我带孩子，我一个人可带不过来。

“我一个人”——就这么潜移默化地，她已经观察发现了我们家“丧偶式育儿”的性别分工：带孩子的职责是女性的、属于妈妈的，男性在育儿中是缺位的。如果她以后要做妈妈，得她“一个人”带孩子。

“丧偶式育儿”早就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

在我自己成为母亲前，它只是妈妈们的自嘲和抱怨。而当我也陷入到这样的婚姻和育儿模式时，才能深刻地感受到其中的无助、不公和被剥夺感。

无论我受过怎样的教育，明白多少女性主义的大道理，却依然无法改变家庭权力格局中的不公平。

过去这三年多的时间，对我来说，是被困住的三年。

在疫情刚开始时，我生下了大女儿。疫情的尾巴上，小女儿出生。

生育的痛苦和重负，细微而又具体。大女儿是试管宝宝。降调、促排再到黄体酮保胎，我的肚皮到臀部，密密麻麻扎了上百个针眼。取卵手术没有麻药，术后卵巢过激严重腹水。与当时的痛苦比起来，孕早期的呕吐、皮肤过敏，生育时的撕裂伤，似乎都不值一提。然而孩子出生后反反复复的乳腺炎和乳头严重的皲裂渗血，还是再一次提升了我对疼痛的耐受度。小女儿急产，到了医院后根本来不及打无痛。没有麻药庇护，我又经历了两轮手掏胎盘（还没有成功）。先生在一旁兴奋地拍着孩子出生后的第一段视频，背景音则是我凄厉的惨叫和求饶之声。

孩子们出生后的情节，没有太多特别。无非就是睡眠的剥夺，自由的丧失。对比姐姐，小女儿是个典型的睡渣。姐姐可以一口气吃完双侧乳房的奶睡上四五个小时，而妹妹总是喝完一边就气喘吁吁（后来我才意识到，这或许和她先天性心脏病有关）。这也导致我的睡眠周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两个小时。要是她半夜喝完奶不睡了，那我就只能挣扎着下床，抱着她走路摇晃拍背哄睡——一旦我想坐下休息片刻，她总能精确感知，蹬腿抗议、大声啼哭，整整一夜，如此反复。

产假结束后，又该怎么平衡工作和生活呢？幸运的是，我是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在很长一段时间能够在家办公。这就意味着我在家中随叫随到，工作会被不停打断。每晚两个孩子都睡下后，曾经还可能属于我自己休息娱乐的时间，自然都还给了工作。作为一个曾经的文艺青年，所有的文艺生活早就离我远去。工作，孩子——三年间除此无他。

此外，更不要说各种剧增的情绪劳动了。从备孕开始，寻找产检医院，联系预约月嫂，学习育儿知识，跟踪孩子生长发育的每一个指标，购置或者安排购置各种母婴用品，协调大家庭里的各种矛盾，再到安排每一个周末的亲子活动，预约博物馆、囤儿童乐园门票……这将是一张伴随孩子成长而无止境延长的清单。

还有最可怕的地狱模式——两个孩子一起生病。在过去一年间，姐姐两次肺炎，妹妹三次肺炎（与此同时还需要应对指责：为什么你养的孩子那么体弱多病？）。最后一次双双生病，正值十一月底北方支原体肺炎大爆发、北京医疗资源挤兑。那时，奶奶负责姐姐，外婆负责妹妹，家中还有个阿姨在打扫卫生和做饭（是的，幸亏我还有一个庞大的后援团队）。公立医院不接受一岁以内的孩子在门诊输液，我只能每天开着车在两家医院间穿梭，抢号、排队、付费、问诊，同时负责给妹妹喂奶，挂着耳机抽空开会处理工作。当我自己也感染病毒，半夜还要挣扎着起床喂奶换尿布时，我深刻理解全面耗竭的身心俱疲，原来就是这种感觉。

我知道让更多女性都开口去讲述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是何其重要，但我并不愿意像怨妇一样喋喋不休地抱怨这一切（尽管给我篇幅和时间，我还能继续念叨上万字）。毕竟，在我从小受到的规训中，付出、隐忍、坚强都是美德。更重要的是，我不想将自己视作是生育这件事的“受害者”。我经历了这一切，但我有了两个女儿。这完全值得。女儿们对我绝对的信任、依赖和无条件的爱意，每一天都在给我带来巨大的价值感和幸福感。

痛苦是真实的。快乐也是真实的。而不公平感，更是真实的。

我的生活翻天覆地。而他的生活，不必发生什么改变。出差。加班。应酬。社交。消遣。他走出家门，我被留在家中。家里的一切，都是女人的事。

在大女儿出生不久，我们曾有过一次校友聚会（我和我先生是大学同班同学）。我的先生前去参加，而我只是在聚会的尾声上楼和我们曾经共同的同学和朋友们打了个招呼。然后我问他，你有没有发现饭桌上坐着的，几乎全部都是男人。他才恍然发现这个事实——他甚至都没有注意到女同学们都消失了。女同学们不需要社交？不需要和老同学们联络感情、网络关系？——只是因为，我们更需要留在家里，照顾年幼的孩子。

对这种分工强烈的不公感和无力感，在我小女儿住院手术时，终于达到了顶点。妹妹在九个月时被查出有先天性心脏病，随即她住进了阜外医院的病房。这家一切流程都已极度标准规范化的大医院，只允许每个孩子由一名女性亲属进入封闭式管理的病区看护。那当然只能是我。我恳请我先生那一周不要再出差——即便他在院外做不了什么，但“他在”这件事情本身就很重要。那是一周多么煎熬的时光。我忍受着心痛与焦虑，独自照料着手术后的孩子。三人一室的老旧病房里，各种监控仪器终日滴滴答答，我那本就支离破碎的睡眠更是所剩无几。临出院前一天，我交待他到医院送尿布和纸巾。随后，他开车去了奥森，跑了十公里的步，发了一条朋友圈。又去到北大东门，和老同学们喝了酒撸了串，凌晨两点回到了家。

这不公平。

可是，我似乎却无法埋怨什么。

我让他做的事，他都做了。他送来了我需要的物资。他第二天按时来办理了出院手续，支付医疗费用，妥善地把我和女儿接回了家。是医院规定只能由女性家属看护，他在外也随叫随到、全力配合。女儿手术顺利，即将出院，没有更多需要他做的，心情轻松地跑跑步、聚聚餐，有什么可指责的呢？他似乎已经尽到他应尽的责任。

——而这，也正是他对我们家庭分工的理解：他已经尽到了责任。

大学毕业后，我做记者，他干金融。我们都很忙，但他似乎比我更忙，当然，他挣得也比我多——多得多。从周一到周五，他都在外出差，而我可以就在家里写作、上课。他更多负担经济开销，我更多照顾孩子家庭——家庭分工的不同罢了，有什么不公平？

这是太过常见的论调了。男主外女主内，男性作为breadwinner，挣钱即是尽责。然而，谁挣得少，谁就该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这一算计冷酷而功利，似乎不应该出现在家庭的场域中。更多人更能接受以劳动强度为标准——谁的工作更轻松，谁来承担更多的家务和育儿之责。

但在大多数时候，一个人收入的高低与劳动强度也总成正比。由是，一个关于母职惩罚的完美陷阱出现了。传统的性别分工中，女性是那个家庭照料者。即便都来到职场，女性也要随时为家庭待命，而男性却可以心无旁骛地投身于事业之中。男性天然享有着职场竞争优势，以获得更高的薪水、职级；而女性则面临着普遍的就业歧视和晋升的天花板，或自动或被动地选择相对轻松的岗位、获得相对较低的薪水。因为男性的工资更高、工作更累，他们更有理由不参与家务；女性形象就更是牢固地与家庭照料者紧紧联系。不可否认，一些女性喜欢孩子、乐于照料家务，她们愿意为此牺牲职场的竞争优势，甚至从职场上完全退出。这是一种值得尊重的个人选择。但这一不断强化的性别期待，是否为那些更愿意在职场打拼、不愿囿于家庭的女性提供公平的职业选择、提供同样的家庭支持？

而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真的有它看上去的那么公平吗？考虑最极端的情况：一个家庭完全由丈夫挣钱养家，妻子退出职场成为全职太太——照料家庭因此被理解成一份全职工作，而且是一份高强度的全职工作。既然是一种职业、一份工作，总该有下班的时候。那在夫妻共同的假期里或晚上的“下班时间”，有多少丈夫能平等地和妻子分担家庭责任，而不是瘫倒在沙发上刷视频玩游戏呢？

而在我的家里，我还不是全职太太，我有一份高强度的全职工作。当我先生出差、下班回到家，他依然是那个只想在沙发上躺平的人。

某种程度上，我可以理解他。在这个绩效至上的倦怠社会，他所在的金融行业准确地诠释着什么叫做过度竞争。一周五天，他可能要跑六七个地方；公司理所当然地占用员工周末的时间，全员大会、部门例会、党建团建、业务培训。他每天一睁眼便是各种业绩指标，末位淘汰的压力和激烈的升职竞争。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员工是不被当作一个完整的人来看待的——他们不再是有家庭、有自己的生活的人，只是为资本不断牟利的工具。当他回到家时，他当然会瘫倒在沙发上——他已经被工作耗竭了。

这也是在我们之间无数次的沟通中，我会反复表达的观点。我拒绝用一种受害者、加害者的叙事来描述我们的家庭分工状态。是的，你的工作很忙、很累，你承受了大部分的经济压力——但你也是在为自己的事业打拼，是在实现自我价值；我要兼顾工作和家庭，身心俱疲——但我也充分享受了和孩子们在一起的亲子时光。我们要做的不是争论对错、辩出输赢、找出一个可供指责的对象，而首先是要正视问题的所在：在孩子成长中缺位的父亲，总在崩溃边缘疲惫的母亲——这不是我们曾经期待的家庭生活。

改变的突破口在哪里呢？

如果内卷的文化、绩效至上的工作制度无法改变，可以改变的似乎只有个体选择。

对个体而言，这就是必须要做的trade off（权衡取舍）。一边是更忙碌的工作、更高的薪水、更好的职业前景；另一边是给家人更多陪伴，更高质量的家庭时光。面对这样一道选择题，对大多数男性而言，家庭，往往都是被牺牲的——尤其是当这份工作的薪水足够高、前景足够好的时候。

男性从小受到的规训，是要去奋斗、去竞争，去创造业绩，开拓事业。在传统的精英教育中，评价一个学生成就的是成绩、排名、考学；在主流的价值体系里，评价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男人成就的，是薪资、职级、阶层地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花时间去学习理财、钻研AI芯片发展趋势、考取更多职业资格证，却不会投入时间去学习如何经营亲密关系，如何陪伴孩子游戏成长——在他们的价值体系里，那都是不重要的。

而无数心理学、社会学的研究却早已告诉我们，决定一个人人生幸福度的，恰恰是这些在他们眼中不重要的东西——人与人之间的深刻链接。

亲密关系的质量，亲子关系的质量。它们是人生归属感的来源，是兜住生命的意义之网。

在这样的规训下，男性又何尝不是受害者。他们也会按照社会时钟进入婚姻，却少有人思考婚姻、生育的意义究竟何在。家庭生活对他们而言是琐碎的、恼人的，而很难从中找到全身心投入的乐趣。

我和我先生之间曾有过这样一段对话。我要求他说出三个场景——从两个女儿出生到她们长大离家，任何一个已经发生或者他能想象到的场景——只要想到那一幕，就会情不自禁地微笑。他思索半晌，只憋出了一个：她们大学毕业时，我们一同去参加她们的毕业典礼。

而在她们大学毕业前那么漫长的年岁呢？他缺乏对这些具体家庭生活的想象，也意味着他将错过多少美好而幸福的时光。

当我们面对一个不愿去trade off的伴侣，最终的话题，变成了对女性的指责。

为什么你不选择一个更看重家庭的伴侣？为什么你不能把你的丈夫教育成一个平等主义的搭档？

当我写下这些指责时，我仿佛已经能看到更多的评论：“我们家的家务都是我丈夫在做”“我家就是老公管孩子更多”——换句话说，你是不是也该想想，为什么你做不到？一定还会有各种“驭夫术”的分享：要会示弱，要会撒娇，要会捧场，不要包揽一切，要学会放手……

嘿，这是个陷阱。

为什么总是女人在反思？为什么总是女性在被指责？为什么我们那么艰难地去平衡家庭和事业，还要再承担起教育男性的责任？——而那往往意味着成倍增加的情绪劳动。

当我们的教育始终围绕着功利化的目标而展开，关系与链接的价值并未得到推崇；当我们的社会充斥着各种陈旧的性别规训，只用世俗的成功去界定所谓的男子气概；当我们的职场文化推崇的还是996、007、过度竞争和内卷而根本没有给人以平衡家庭和事业的可能性——在这样一种难以栽培平等关系的文化土壤中，为何还要把培养一个具有性别平等意识、珍视家庭价值的男性看作是妻子的责任，并且假装好像还有好多“好”的伴侣可供女性选择？

当然，关于家庭责任的分工，每一个家庭、每一对夫妻都需要一场开诚布公的讨论。妻子们的困境需要被言说、被看见，才有可能被对方同理、共情。我们需要讨论对一个家庭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需要去梳理维系一个家庭的健康运转究竟有多少繁杂的事务，才能找到对彼此而言都更加公平的分担方式。

与此同时，更需要被改变的，还有我们的社会土壤。

我们的孩子，需要学会如何去爱，如何暴露脆弱、表露情感、和人建立深刻的链接，而不被功利化的目标所绑架，忽视生命中最为重要的关系和情感；我们的社会需要重新审视各种习以为常的性别期待，打破对母职和男性气质的一系列迷思；我们的职场需要看到每一个具体的、完整的人，尊重人的情感和需求。这些改变，其实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

当我自己创业时，我期待我们建立的是一家性别平等的机构，它尊重员工的家庭需求，能帮助每一个人实现家庭和事业的平等；我们在C计划的课程里注入性别视角，反思性别规训；我们补充传统功利的应试教育中没有的讨论，借助丰富的文本带着孩子们不断审视，什么才是漫长人生旅途中最应追求的价值……

或许我无法改变我的伴侣——我也不再认为我有责任、有能力去改变他。但我至少期待我的女儿们，不必再陷入和我同样的困境。她们能够平衡家庭与事业，在广阔的世界里找到自己舒适的位置，发挥自己的潜能，也能享受亲密的链接。